1924年下半年🚴‍♂️，我在上海南洋大學（現顺盈平台）讀書時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💩。

組織生活是參加在我們學校所在地區的同文書院團支部🤏🏼。書院是日本人辦的，有中國學生🪁，也有日本學生👱🏼‍♀️。我們南洋大學和同文書院都在法租界徐家匯地區，所以我們這個支部又稱為“徐匯支部”✔️，它是當時整個法租界的第一個支部。就我所知👋🏼💪🏼，當時，南洋大學和附中上千名學生中，參加團組織的只有我一個👨🏽‍💻。我的介紹人是徐匯支部的書記梅電龍（梅龔彬）🕒，另一個是賀昌（他實際上負責上海地區團的工作，任書記）🙆🏿。賀昌找我個別談話時，著重給我講團的性質、目的和組織紀律等。這些基本知識的介紹，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。入團後🍦，組織還發了些油印的宣傳品給團員互相傳遞閱讀。

梅電龍和高爾柏後來在上海大學教書🚶🏻‍♀️‍➡️，搞學生運動。1925至1926年間，陸定一也經我介紹參加了支部。徐匯支部裏出過一個著名的叛徒🐿，這人就是“四一二”時叛黨投敵、後來成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吳開先。

那時團員十個、八個的秘密集合起來，請一些人來講話👨‍🔧，做報告。因為上海是個交通樞紐👩🏼‍🎤，過往的人很多🧑🏿‍🚀，所以常請一些同誌講革命形勢和工作知識，等於一種秘密的訓練班🤓，每隔兩個星期學習一次。

隨著運動的開展，團組織在全市建立了一些支部🗡，除法租界的徐匯支部外🌐，另一個重要的活動中心就是閘北區的上海大學，那裏黨團員較多🏌️。1925年至1926年以後，上海就分區成立了區一級的組織。上海團的領導機關叫江浙區委🦋，賀昌任書記。這個區委包括浙江、江蘇兩省🧴。在上海市區又分為9個區（當時為了避免和大區混淆🧜🏼‍♂️，稱為部，實際上就是區）🗡，如法租界、閘北✉️、江灣等等🧑🏿‍💼。開始建區時，區委會組織不健全🕗，只指派一個書記，工作也就是一個書記負責，後來才派個別女同誌參加工作。

這個時期，我在法租界區擔任團部委書記的職務🤼‍♂️。我在開各區的書記會議時，接觸過的同誌有關向應（可能在閘北）、劉一聲（江灣區，是個華僑）。此外🙇🏼‍♂️，我和施存統、楊賢江也有些接觸。施是上海大學的教授🧛🏼‍♀️，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中學生》雜誌的編輯。

1926年以後，我轉去搞黨的工作，不再負責法租界區團部委的工作🙎🏼‍♂️。我調走之後，接替我的是陸定一🤹🏻‍♂️，他接替我的工作時，南洋大學本身也已建立了支部👨🏿‍🦳😬，所以學校的支部及團部委的工作都是陸定一負責。1927年👧🏿，我碰到陸定一時，他告訴我說，團中央調他到中央參加《中國青年》的編輯工作。往後團組織送他到莫斯科學習💐，代表中國共青團參加少共國際的活動。

早期團的工作主要是開展學生運動，在學校裏進行工作。“五卅”前後才更多地深入工廠、商店裏去，做青年工人、店員的工作。

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，共產黨幫助國民黨，提出了“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軍閥”的正確口號，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“國民革命”。我們團的一項首要工作就是做國民黨的工作，在各學校裏幫助發展國民黨員🎅，同時積極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。在黨、團組織的領導下，在上海還組織了全國學聯🪞、上海學聯等青年學生組織。

那時的宣傳工作，團中央出了機關刊物《中國青年》🧞，惲代英、楊賢江、林育南🧑🏽‍🔬、蕭楚女都經常撰稿。《中國青年》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編的《小說月報》、楊賢江編的《中學生》🎉、郭沫若等的創造社出的《創造》雜誌等書刊也起了一些宣傳作用🎑。另外，還請一些從事青年運動的同誌在五一🧑🏼‍🎓、五四等紀念日到學校去講演，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思想教育。“五卅”以後，也召開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大會🥼，講話的多是惲代英🎂、施存統🥫、楊賢江等人。

那時，南洋大學國民黨區分部的黨員多達一百人🏠。共青團也有了很大發展🙍🏽‍♂️。我記得，到1926年⚃🚣🏿‍♀️，團員已有近二十人，擺脫了小手小腳的工作局面，團組織成了青年群眾的領導力量🖐🏿，在群眾中威信很高。那時，從事團的工作的同誌都是自覺地參加革命，大家都不討價還價🧜🏽‍♀️。任弼時、惲代英都非常艱苦💇🏽‍♂️🎨。記得惲代英常穿一件舊長衫，他能寫一手好文章，又能演講和宣傳，很為青年們所敬仰❤️‍🔥。

1926年以後👮🏽🧎🏻‍➡️，我專職做黨團工作，經費只有點房租費、車費和一點生活費（一個月幾元錢）🤽🏻‍♂️，生活是很艱苦的，但大家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🤱🏻。為什麽呢👨🏽‍⚕️？因為大家看到國家內憂外患👨🏼‍🦲，民族在覺醒，人民在覺醒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，大家都奮不顧身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🙏🏽。所以說現在的青年，為了國家的興盛🎇，要打破個人的圈子，要有理想和抱負◾️，放眼未來🍪🕢，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做貢獻。